最后，她终于换上了一套让她感觉自在的衣服，宽松衬衫搭配阔脚裤——她平时上班就喜欢这么穿，就连她的微信头像也是类似的造型。

毫无疑问，她喜欢那张照片，这才把它放在社交工具的首页上。而那也正是她想要扮演的角色——一个女人，她逆着光站在某个论坛的讲台上，背景一片耀眼金黄，而她的身影则在光线的簇拥下隐没成一道黑色的纤瘦剪影。

这反而让她更加引人注目了。会有人好奇，想知道这个看起来举足轻重、却又看不清面孔的女人，她究竟是谁。

她是柳甄，中国优步高级副总裁。由于这家跨国超级独角兽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中国区CEO，所以，柳甄往往就被视为UBER在中国的代言人。她出席论坛，接受采访，参加辩论，扮演她的角色，不过，她的主要任务被认为是负责公司在中国的职能部门，以及参与战略布局。

她还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侄女，滴滴出行CEO柳青的表妹。滴滴出行是UBER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联想集团投资了另外一位竞争对手神州租车，局面变得更有戏剧性了，在好事者看来，几乎有莎士比亚式的家族宿命感——一对姐妹，因缘际会，令一个最受关注的行业更加骚动不安。

过去一年，这两个身份杂糅在一起，让年轻的柳甄尝到了万众瞩目的滋味。

一年之前，她还是个无名之辈，在硅谷一家律所工作，专门为创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在硅谷，创业公司多如牛毛，这样的交易律师便也多如牛毛。一年之后，她因为在足够重要的时刻，接触了一家足够重要的公司，接受了一个足够重要的工作邀请，得以和其他几个足够重要的人一起，置身于一个足够重要的行业——她一下子成了名人，受人关注。

毫无疑问，柳甄享受这种“重要性”。她是个有事业野心的女性，说话干脆利落，这种“冒险、往前冲、千方百计把一件事做成”的感觉，正是她想要的。若非如此，她也不会放弃优渥稳定的律师工作，加入一个关注度极高的新兴行业。

她自己说：“我喜欢冒险，加入UBER符合我的本性。”

不过，她来不及回味这种感觉。过去一年，行业的变化太大了，竞争的压力也太大了，用某位竞争对手的话说，“这个行业，天天都是高潮”。去年4月底，柳甄加入UBER中国的时候，这家公司正同时在全球40个国家的200个城市开拓业务，估值410亿美元。一年过去了，这些数字分别增长到了70个国家、超过400个城市、融前估值625亿美元。

但是，近乎翻番的高速增长并未让柳甄的日子多么好过，因为竞争对手也在加速。相对之下，UBER虽然来势汹汹，但一年下来，它在中国的业务被外界质疑发展过慢。根据UBER公布的最新数据，UBER在中国市场的60个城市开展业务，拥有500多名员工，日单量数百万单。而滴滴出行公布的数据是400个城市、超过5000名员工、日单量1100万单，几乎是UBER中国的10倍。不仅如此，过去一年，滴滴还在布局，后发制人，主动投资了UBER在美国和东南亚的另外几个竞争对手LYFT、OLA、GRAB TAXI。

这一年，柳甄真不容易。第一次创业，就遭遇了白热化的寡头竞争。她有心理准备，但恐怕也准备不足。她试图找到自己的节奏。

她公布说，过去一年，中国优步的市场份额从起步时的仅仅1%增长到整个网约车市场约三分之一。

她开始表态，2016年，UBER要加快速度，在中国扩张到100个城市，“希望在明年超越滴滴”。

她在解释：“从2016年开始，圈地不再是最重要的，运营效率才是关键。”从规模上看，UBER中国虽然不如滴滴，但从效率上看，可能还有局部的优势。2016年4月，UBER中国每单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0%，在深圳，每单成本比竞争对手少20-30%。

她继续解释：“严格来说，UBER中国是2015年2月才正式成立的，现在只是创业的第二年，天天都要打仗，天天都有决策，完全还是混战状态。”

她还说：“过去一年，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大海里游泳，觉得这个市场非常大，没有边界的大，但是呢，在大海里游泳就老得有各种浪花，你是一点都不能闲着，得拼命去滑水，同时茫茫大海，你还要有个大概的方向感，因为你不希望越游越远，你还是希望往这个岸边去的。我们叫Survival，就是你不断地游，你才能在水上活着。”

柳甄自己有时候也恍如隔世。她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一年前，她还是个对所有牛奶的牌子如数家珍的妈妈，一周七天，她每天都会准备不同的菜谱，每天都会为孩子准备第二天上学要搭配的衣服……而现在，她的生活成了Survival。

未来一年，柳甄的压力会更大

雷晓宇：我记得，去年4月你来UBER之前，2月14号滴滴快的刚刚合并，2月20号UBER的单量就猛地一下起来。当时大家都在说，UBER的估值已经410亿美元了，要冲击千亿估值，就必须拿下中国市场，肯定有一场恶仗要打。UBER的创始人Tavis Kalanick一向被认为是个有攻击性的人，“好斗”、“土匪”，他要打仗，大家都觉得他会在中国找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但为什么是你呢?

柳甄：之前我一直在硅谷做律师。律师有很多种，我是交易律师。在硅谷，这种律师和客户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帮创业公司融资，和创业公司一起成长。经常我们的客户有斯坦福MBA毕业的，开着破车，来我们事务所说：“我呢，有个想法，几个天使投资人给了点钱，你愿意帮我设立公司、帮我融资吗?”

我在做了10年之后，越来越觉得我不像个律师。律师天然有句话叫risk adverse(风险规避)，就是说，离risk越远越好，有什么事第一想法就是，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比如说，违约了会怎么样。传统来说，我告诉你风险在哪就完了，由客户来决定。但在我做律师的后期，很多项目都是我一手在往前推，这就要求你更加乐观，更加敢于冒险，更加重视商业的本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一个律师。我觉得，也许我骨子里就不应该是律师。我想要冒险，我想要做个决策者，而不是建议者。

雷晓宇：想要冒险，你觉得这是你的本性呢，还是说在硅谷被那种创业氛围影响的?

柳甄：硅谷有极大的影响，但我觉得，还是我的本性。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这么说不好，但我的确是那种愿意冒险，愿意千方百计把事情做成的人。

雷晓宇：你这辈子冒过最大的险是什么?不会是来UBER吧?

柳甄：对一个人的判断，你得把它放到成长环境中来看。我的经历和那些一直循规蹈矩的人不一样。

我是独生女，从小我父母就是全职工作，非常忙，我一岁零十个月就全托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高中毕业就出国做交换生，在美国一个叫NEW HAMPSHIRE的州。这个州是美国大选进入的第一个州，但在1999年，很多中国人都没听说过。

那是个PRETTY WHITE的地方，非常白的一个小镇。我是那个学校唯一的华人，我寄宿的是个犹太家庭，有三个小孩。我去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家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过，我一点都不想家，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我是那种扔到非洲都能活下来的小孩。

有一次，几个同学从西藏回来，拍了个纪录片，就在学校的小礼堂放，大概是说藏独什么的。片子放完了，说谁有问题，我第一个就举手了。那时候我的英文肯定也不是那么好，但我站起来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其实我也没去过西藏，完全就是小时候一股爱国的冲动。现在听起来有点“二”，大伙也非常吃惊，在那么“白”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从来没机会听一个大陆来的人讲这个。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论坛，又想起了这种感觉。当时是个讨论供给侧改革的论坛，级别还不低，吴晓灵主持的。结束之前，主持人问，谁有问题吗。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举得高高的，大家都看着我。我是当天唯一一个企业代表，我肯定也不是从经济学原理去谈论共享经济，我只是想从企业的角度谈一下供给侧的实践是怎样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很天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举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1999年那次，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是个异类。

桑德伯格建议女人要“往桌前坐”，这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愿意往前冲的，从小就这样，每个礼拜一的升旗前讲话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人民大会堂代表青少年发言。那时候我妈也在政府工作，回来说，今天有个同事跟我说，上午人民大会堂有个小孩讲得真好，这个稿子还是我帮你润色的吧?

所以，我加入Uber这件事，从我的家庭来看，从我的选择来看，没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我一直就希望自己生命中有一段值得去冒险的、值得去付出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