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记者面前的陈琛顶着两个黑眼圈，不停用汤匙搅动着蘑菇汤上漂浮的罗勒叶。让她疲劳的不是从攻读博士后的美国小镇驱车到洛杉矶、再从这座天使之城飞越太平洋的舟车劳顿，而是原先动动拇指就能解决的转账小事酿成的大麻烦。

身为学霸的她平时不仅是重度网络依赖者，还是生活“小白”。这次借出差回上海的行程安排事出突然，国内航班柜台购票时才发现银行卡余额不足，立刻向家人求援的她却被告知因支付宝账户未进行实名认证而无法收付款。

“以往都是直接转账到我的支付宝账户，但父母没有实名认证导致这次不能操作，转向朋友求助，又发现没有实名认证的我也不能收款，而认证方法之一的绑定银行卡是需要用开卡时填写的国内手机收取验证码，我当时一个人在机场真像热锅蚂蚁。”慌乱之中，幸好有朋友告知上传护照也可以完成实名认证，陈琛这才没有在辗转间错过当天最晚的班次。

虽然这名“海外党”的经历不算大众，但被称为“史上最严支付新规”的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已经执行一月有余，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支付宝、财付通等主流第三方支付机构根据央行对实名认证的新规及时“堵漏”，不少用户都遇到了尴尬体验。

大妈、00后呼声最高

陈琛对记者吐槽，实名认证对”海外党”的用户体验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留学生的信用卡想请家人帮还，以前比较方便，现在要借道支付宝就必须双方都认证，再比如国内有些平台服务的支付方式仅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也等于强制性地要求认证，对于没有国内手机的我们来说，如果护照也不在身边，就无法使用了。”

而相比“海外党”，记者注意到，国内大妈们和00后群体对实名认证的争议有过之而无不及。“上礼拜小姐妹出去吃饭，看到有手机支付优惠，结账的时候却发现虽然支付宝还有余额，但不认证身份就不能用了，临时拿身份证拍照也不现实，最后搞得有点扫兴。”吴女士告诉记者，她这个年龄层接触网络支付比较晚，对实名制还是有戒心，“以前人家身份证复印件也不好随便丢失的，总担心隐私会泄露。”

另一位热衷微信的“大妈”李女士则对实名认证间接改写了微信红包游戏规则而颇有微词。“我们这些退休的人都喜欢玩玩智能手机，加各种亲戚同事同学的群打发时间，看到有人发红包也会好奇抢，时间长了觉得不好意思，自己也想发，却发现不认证就发不了了。”在她看来，微信红包已经渐渐成为中老年人间传递亲密的社交形式，如此一来参与度就下降了，“今年我发压岁钱也是图新鲜用微信红包发的，轻轻松松就找到了和晚辈分享现代科技的年轻感觉，但是真要认证就觉得步骤太多、不会操作了。”

在年龄轴的另一端，这条支付新规也给00后们的红包情结降了温。9月开学要读预备班的罗一宸打算光顾小学老友开的微店，他想用今年抢的红包来买一辆汽车模型，“结果发现没有身份证和银行卡悲剧了，账户里的钱根本花不出去。”

央行苦心：打碎资金“黑盒子”

不过，从央行的角度看，实名认证有着执行的必要性。“目前第三方支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网关模式，就是用户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跳转到网上银行来支付，是受到银行账户实名制的制约的，另一种是账户模式，用户注册后只需要通过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就能网上交易，比如说收付款管理、转账汇款、信用卡还款、网上缴费、网上理财等，这种模式存在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央行某分行结算部资深人士对记者分析。

据该位人士解释，用户使用银行账户资金为支付账户充值后，资金便由银行体系进入到支付机构运营的支付平台，买家使用支付账户内的资金余额付款，卖家使用支付账户收款后，可立即将相应资金用于在该平台网络商户的交易付款，直到该笔资金由最终卖家提现至银行账户为止，该笔资金的全部流向仅为支付机构所掌握，完全脱离了传统的金融体系。

“即使买家是采用银行网关支付或者快捷支付的方式完成交易，银行唯一能掌握的信息也只是客户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流向了支付机构，对最终收款人的身份信息、账户信息是一无所知的，银行只是机械地按照扣款指令来划款。”上述人士对记者如是说。

在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奚君羊看来，央行此举对于打击洗钱犯罪、金融诈骗、公款私存等违法行为是极有意义的，因为银行账户体系是在一套严格监管体系之下，相比而言，支付机构以往的反洗钱管理要弱得多，容易形成资金流转的“黑盒子”，缺乏清晰的资金链路。

而如果支付账户是实名认证，就可以查清资金归属、交易明细、资金流向等具体信息，追踪资金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会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制度约束。

市场教育呼吁弹性过程

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敦促用户尽早完成实名认证当然无可厚非，但从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看，整个过程能否在“互联网思维”指引下更兼顾用户体验，仍然也有着改进的空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赞同，实名认证的市场教育如果更充分，可以让更多用户了解到实名认证本身是有利于保障账户持有人的利益的，因为原本的模式下，账户不具有对应的身份证件，一旦密码遗忘、资金被盗，用户是很难通过合法证件来证明账户归属权的。

“大妈们常常出现在投资失败、资金被骗的新闻中，说明她们本身就是风控意识较差的群体，现在她们同时又是网民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应该慢慢引导她们接受更安全的网络支付环境，而不要用变差的用户体验将她们拒之门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一位匿名人士也对记者这样表示。

记者则注意到，过去实现手机实名制的过程延续了多年，才得以稳妥地推进，没有集中造成差评。资料显示，工信部早在2010年就开始逐步推行手机实名制，直到2013年9月才开始“条文化”，明确要求身份信息登记“先登记，后服务;不登记，不开通服务”。

但尽管如此，2014年2月仍有1%的新增电话用户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次年1月出台了同样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多项实名制措施，这距离实名制启动整整过去了近5年。根据工信部的时间表，要到2017年6月30日，电话用户才能100%实名制登记，可见仍有不少用户是老大难，工信部要求运营商通过电话或短信、书面函件、公告等方式，再结合媒体宣传配合，通知未实名登记的用户补办登记手续。

这样的循序渐进给了运营商充分的准备时间，用户的电信服务也没有被突然中断，这种合理过程最大程度保护了用户体验。“而现在，网络支付账户的实名制从推行到正式实施仅有6个月时间，还缺少必要的缓冲，机构用的方法只能是不断弹出提示信息，拦截支付，这大大破坏了用户的感觉，实名制从概念出现到接受普及一定会有一个过程，希望决策层也能给予缓冲的余地。”不止一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记者表达出类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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